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反有组织犯罪法体会,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反有组织犯罪法体会4篇
第一篇: 反有组织犯罪法体会
关于中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 惩治 目前，有组织犯罪以其对社会巨大的危害性和整体冲击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司法机关和刑法理论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和危害已逐渐突破一个国家的范围。如何改革和完善立法与司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从理论上探讨有组织犯罪的刑罚惩治问题，已成为各国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各类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打击，短短几年内便使得猖獗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雏型-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增多。根据中国警方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4年，中国查获的犯罪团伙数量，已由3万多个发展到20万个；
其成员也由11万余人发展到90万人。个别地区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团伙所为。（注：转引自孙茂利：《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原因分析与趋势预测》，《青少年犯罪研究》1996年第10～11期。）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注：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7年3月14日。）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注：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页。）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种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种恶性犯罪，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大陆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换言之，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犯罪集团之上，向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从产生形式上看，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产型；
二是境外渗透型。（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前者包括帮会复辟型、亲缘同族相聚型等；
而后者则主要以内外勾结的形式出现，即境外黑社会在我国大陆发展组织，扩充力量。从地域上看，可以分为固定地域型和流动型两种，前者是指在某一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后者是指以流窜犯罪为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我国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组织犯罪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从宏观方面而言，呈现出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在质量上向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演化、在活动领域上趋于跨国跨地区性、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从组织内部来看，呈现出内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员激增、趋于职业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特点。
二、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范畴
国外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存在行为概念说、功能概念说、结构概念说以及广狭义概念说等诸多观点。（注：参见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国际刑警组织经过数次修改和更正后所形成的如下定义：“任何具有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注：参见计永胜：《刑事司法制度面临有组织犯罪的挑战》，《国外法制信息》1997年第2期。）当然，对于该定义，也仍有争论。
我国学者对于有组织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自这一概念被提出之日起就存在争议，时至今日，仍然如此。通观国内学者对有组织犯罪所下的定义，按其定义所辖范畴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其一，最广义说。这种学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一切有组织的集团犯罪活动。它不仅包括有一定组织形式和组织关系的黑社会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也包括有一定组织机构和组织形态的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活动，以及有一定组织行为的结伙性犯罪。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有组织犯罪就是指三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一切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或者集团犯罪活动。（注：参见邓又天、李永升：《试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及其类型》，《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有的学者明确提出，目前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包括三种形式，即松散的犯罪结伙、犯罪集团及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注：参见丁慕英、单长宗：《中国对有组织犯罪-走私罪和洗钱罪的惩治与防范》，《法学家》1998年第2期。）这种学说的根本缺陷在于，将松散的、根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的结伙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有违刑法理论的传统认识及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这种划分无疑将一切共同犯罪都包括在有组织犯罪之中。其二，广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以上有一定组织形式、主要犯罪成员基本固定、社会危害性大、反侦查能力强的集团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它包括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和普通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活动两种情况。（注：参见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这种学说的不足之处，是将犯罪集团作为与黑社会组织并列的有组织犯罪形态，在概念上存在逻辑矛盾。其三，狭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以上有一定组织机构和组织关系，内部机构紧密、等级森严、犯罪能量大、抗衡社会和自我防护能力强的最具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例如有学者认为，有组织犯罪实际上就是指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注：参见康树华主编：《犯罪学大辞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4页。）此种学说将有组织犯罪局限于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人为地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排除在外，不符合我国当前有组织犯罪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
对于有组织犯罪，尽管许多国家已在刑事立法上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一些国家还在法律文本中对什么是有组织犯罪作了明确的立法解释，例如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等，然而，一是许多国家尚无此类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我国即是如此），二是各国所界定的“有组织犯罪”的内涵相差较大，因而目前国内外刑事司法部门、刑事法理论界对有组织犯罪尚无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精确的定义，彼此在观点上差异较大。有的学者称之为，有多少个犯罪学学者就有多少个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对此，1993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甚至指出“为有组织犯罪确定一个明确而又普遍能够接受的定义的一切努力已经失败。”（注：参见该委员会报告：《有组织犯罪对整个社会影响》。）
尽管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尚不能在有组织犯罪的定义上取得共识，但是，对于有组织犯罪所应有的范畴，相比较而言却有较为统一的看法。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范畴，笔者认为，在我国仅包括黑社会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实施的犯罪。理由有二：（1）与有关国际组织的认识相一致。在国际社会中，包括在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的官方文件中，所谓有组织犯罪就是黑社会组织犯罪-二者被当作同一概念使用。（注：参见康树华主编：《犯罪学大辞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4页。）（2）根据我国的立法实践和汉语语义，有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有组织性”。从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来看，某一共同犯罪是否具有组织性，乃是结伙犯罪与犯罪集团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笔者将结伙犯罪排除于有组织犯罪之外的主要理由。但是若简单地将一切具有组织性质的犯罪团体所实施的犯罪均视为有组织犯罪，则无疑是将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与有组织犯罪作等同概念理解，这将使“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变得意义不大。据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式应限为两种，即黑社会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从形式上讲，这两类犯罪组织均属于犯罪集团，但并非所有的犯罪集团均属于上述两类犯罪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组织性的“成熟”程度。众所周知，各个犯罪组织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进行犯罪的总体质量和水平也是不同的。前述学者所提出的广义说，实际上包括了从极不成熟的组织犯罪到极为成熟的组织犯罪的各个发展程度和组织形式的犯罪，而忽视了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两者在“组织性”之成熟程度上的区别。毫无疑问，有组织犯罪发源于一般共同犯罪，其中在成长阶段则是犯罪集团，而成熟阶段则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黑社会组织。正如有关立法文件（注：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7年3月14日。）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一语的含义所表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普通犯罪集团中更为高级的一种。从另一方面说，犯罪集团的组织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6月14日《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主要是指具有“重要成员固定或者基本固定”、“经常纠集在一起”以及“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三个特征。我国新刑法典第26条第2款关于“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的规定，也蕴含了犯罪集团之组织性特征。而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则远远超出了上述三个特征，成熟程度更高。笔者认为，其成熟性？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具有“社会性”，换言之，其组织化程度已达到或者将达到一个“小社会”的程度，也就是说，人数众多，具备了社会的结构、功能和运转管理方式。这种有意识地组织起来以达到犯罪目的的社会群体，具有复杂而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行为准则，内部等级森严，对违反帮规的组织成员施以从威胁到处决的等一整套惩戒措施。其二，具有反社会性。“黑社会”一词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语，在英语中为under-world society，直译为“地下社会”，意译为“黑社会”。这个“黑”字，即表示了其非公示性和秘密性以及反社会性。从以上两方面出发，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的“有组织性”是源于但又有别于犯罪集团的“有组织性”的，是指黑社会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组织性，因而有组织犯罪是指黑社会组织或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实施的犯罪。
三、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国新刑法典，对于中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及其发展演化趋势作了及时反应，在第294条专条规定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规范。从法条的存在结构及其立法本意分析，中国新刑法典对于有组织犯罪（即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惩治的：
1.强化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首先来自于犯罪组织本身的危险性。由于黑社会组织是与正常社会相对立的社会团体，因而往往有着同正常社会相抗衡的能力，从主体生存能力、作案技术到逃避打击的措施，都有着很高水平，以至于能够长期在社会上延续下去，成为政府和社会难以对付的犯罪组织。因而各国刑事立法对于此种犯罪惩治和打击的重点，均为建立和参加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我国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1款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第二篇: 反有组织犯罪法体会
有组织犯罪及其特征
邸瑛琪
2013-04-25 22:46:06 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关键词: 有组织犯罪；
概念；
特征
内容提要: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至今没有界定，作者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集团、单位和两个以上自然人有计划、有组织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的总称。有组织犯罪在结构上呈现出组织性、层次性、固定性的特征，在行为上呈现出计划性、协调性、智能性、目的多样性及成功率较高的特征，在观念上呈现出价值取向趋同、归属意识、安全感、群体性反社会歪曲形态形成的特征。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一）我国犯罪学界对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的界定
我国犯罪学界对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见解各异，至今没有统一。主要有以下几种：1．犯罪集团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就是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如“集团犯罪就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它是一种最为严重的共同犯罪。”2.犯罪集团并犯罪团伙说：有组织犯罪通常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范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联合体。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就是犯罪集团和犯罪团伙实施的犯罪。除了犯罪集团之外，犯罪团伙是为犯罪而临时形成的联合体，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往往带有明显的组织性。3．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组织、普通犯罪集团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就是指法律规定的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组织有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组织。上述任何一种组织实施的犯罪都可称为有组织犯罪。4．行为组织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并不是指的犯罪主体的组成特征，而是指犯罪的行为特征，只要犯罪行为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不管是否为犯罪组织所为，都应称为有组织犯罪。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合理因素，但片面性也比较明显，对有组织的文字含义的理解多有歧义。所谓“有组织”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主体的组成结构，二是行为本身的组织性。第一种观点正确揭示了行为主体的组织结构，但忽视了行为本身的组织性内容，因此不能包容没有形成犯罪组织但确是有组织实施犯罪的情况。第二种观点虽然注意到了行为的组织性，试图以行为的组织性说明行为主体的组织性，将犯罪团伙与犯罪集团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并列也是不准确的。第三种观点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恐怖组织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容关系，犯罪集团是刑法总则对所有犯罪组织所做的共性规定，反映的是所有犯罪组织的一般特征。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恐怖组织仅仅是两个具体的犯罪组织。该种观点没有正确揭示三者间的关系。第四种观点注意到了行为的组织性，但行为的组织性不能代表行为主体的组成结构，将二者混淆同样是不准确的。
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集团、单位和两个以上自然人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的总称。之所以如此界定有组织犯罪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有组织犯罪都表现为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形成犯罪组织，但行为人有计划地组织实施某种犯罪，由于带有明显的行为上的组织性，也可称为有组织犯罪。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且渐成增长之势，亦应列入有组织犯罪的研究范围。
（二）国外犯罪学界对有组织犯罪概念的界定
1991年，国际刑警组织举行的第一届有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将有组织犯罪定义为“任何企业或群体，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从事连续的，有时是跨国的不法行为”。该定义充分注意到了有组织犯罪行为主体组成结构和不法行为的组织性，而且揭示了有组织犯罪的行为目的，但是欠缺组织控制机构和暴力手段内容，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反有组织犯罪处将其概念界定为：“任何具体组织的控制机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该定义较之上一定义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有组织犯罪的特征。首先指出其组织性和对组织的控制机构的形成；
其次，揭示了有组织犯罪的主观特征及经济特征；
第三，揭示了其客观方面的行为特征即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行为方式。国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虽然未必精当和准确，但是从组织结构、主观目的、客观行为三个角度揭示有组织犯罪，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国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相比，其注意到了有组织犯罪的动态特征，而不是停留在组织机制的层面上，显得较为全面和有深度。
二、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一）有组织犯罪的结构特征
1．组织性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组织的基本含义表述为：安排分散的人或事务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
系统配合关系；
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在此研究的组织主要是指严格体现内部层面系统性的集体。
组织性是有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从结构上分析，它是由三人以上组成的，组成人员之间具有一种在特定宗旨的支配下形成的联结性，互相之间具有配合关系，从而使其具有了整体的色彩。
从组织的发育程度上分析，有组织犯罪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团伙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阶段。表现为犯罪人的简单联合，尚未形成犯罪组织，是共同犯罪的一般表现形式。第二阶段为犯罪集团，是有组织犯罪的成熟阶段，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形式，也是共同犯罪的特殊表现形式。犯罪集团的特征是：(1)必须是三人以上。(2)有一定的组织性，主要是指其成员比较固定，且内部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3)具有实施某种犯罪或某几种犯罪的目的性。(4)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各种犯罪人是为了在较长时间内多次实施犯罪活动而结合起来的，在实施一次犯罪后，其间的相互联系和组织形式仍然存在，而不是实施一次犯罪就解散。第三个阶段是黑社会犯罪阶段，即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发展阶段。黑社会犯罪的定义尚难确定。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具有严格的内部结构系统和高度组织化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在组织授意下，以暴力、恐吓与贿赂腐蚀等基本手段为后盾，长期稳定地围绕获取非法经济政治利益这一根本目的所实施的一切犯罪活动。”[1]我国刑法没有规定黑社会犯罪的概念而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二者之间是同一关系还是异质关系，理论界亦见解分歧。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黑社会犯罪两个概念不存在质的差别，只有量上的差距，因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概念必须建立在典型的黑社会犯罪的基础上，不能单独存在。所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指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基本性质，但还不具备其全部特征的有组织犯罪。
从主体构成上分析：犯罪集团、单位、自然人均可成为有组织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形式之一。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见单位是一种组织，并非单个的自然人。单位犯罪是其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单位的利益按照单位集体意志所从事的犯罪，是社会组织实施的一种整体犯罪。单位犯罪无论从结构形式上还是行为特征上都具备了有组织犯罪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犯罪的形式。
有组织犯罪是必要共犯，必须是二人以上才能形成。如果行为人只是单独的个人，显然无所谓组织性。因为要安排分散的个人使其行动上相互配合形成系统，只能是两个以上的人才有可能。单个人即便是行为上有计划、有安排，但不能形成与其他人的相互配合，不属于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2，层次性
层次是指相属的各级机构或同一组织中不同地位的人形成的不同层面。有组织犯罪的层次性主要是指犯罪组织之内或犯罪成员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既有首要分子，也有普通成员。首要分子是在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认定首要分子是确定犯罪组织的关键。因为犯罪组织是在首要分子的指挥、策划下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是首要分子实施的组织行为所产生的，犯罪组织是被首要分子所领导的，没有首要分子，就没有犯罪组织，也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由于犯罪组织的首要分子掌握的信息最多，享有的权威最高，因此，集团成员以及整个犯罪群体的动机内容，都会在首要分子指导下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个别人物在集团犯罪中的权威越高，特点越明显，他对其他人和整个群体的影响也就越大。首要分子就是犯罪组织中的核心层次，其他成员环绕首要分子，形成第二或第三层次，并与首要分子直接形成隶属关系。研究人员发现人的精神成熟性越高，他的调和程度就越低，因此，在较稳定持久的犯罪组织中，必然呈现出成员水平悬殊，上下等级分明，地位作用差异较大的格局。如果没有差别或差别不大，则难以自行调和统一，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之中，这种层次性尤为明显。黑社会组织内部机构系统是“金字塔”形，由上至下一般分为三层：领导核心层，中间层和行动层。领导核心层是整个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大脑中枢，全部是由首要分子组成的。在国外称之为“教父”、“教皇”、“会长”，国内的黑社会组织，则称为“老大”、“帮主”、“头儿”等。这一层面的犯罪分子负责黑社会组织的统筹管理，最终决定组织的大政方针政策和重要内部事务，但一般不直接实施具体的犯罪。中间层一般是由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各分支首领组成，这一层面的犯罪分子，大都是首要分子。中间层享有具体讨论决定组织内部重要事项的权利，其主要职能是传达领导核心的指示，指挥控制行动层的具体活动。行动层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最低层，是由普通成员组成的层面，他们直接受命于中间层的指挥，是犯罪活动的具体实施者。三个层面的隶属关系非常明确，相互之间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逾越。这基本上形成了所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定式。
3．固定性
固定性首先指的是犯罪组织的结构体系相对固定。这种组织结构一经形成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呈现出一个渐次强化扩展的特征。有组织犯罪如果不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予以打击，就会迅速地扩展组织，犯罪组织整体性得到加强，犯罪组织产生的影响力扩大，组织成员日益增加，组织结构不断完善，社会危害越来越大。有的学者对犯罪组织的固定性定义为“固定性的基本含义是以实施多次犯罪为目的的联合体准备长期存在。”显然考虑到了这种以整体形象出现的联合体本身所具有的固定性。
固定性其次指的是犯罪组织内部层面一旦形成则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内部层面就是犯罪组织的结构形式。所有的犯罪组织内部都有一定的构成层面，都有领导层与被领导层。非此无以显示整体中的系统。犯罪组织整体性的固定有赖于其内部构成层面的固定。如果组织内部的结构紊乱，矛盾丛生，组织整体则会四分五裂。由于其内部层面是在不断地实施犯罪活动中形成的，是靠犯罪实力支撑的，因此就带有某种被其成员认同的合理性。内部层面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可也是其稳定性得以存在的一种内在因素。
固定性再次指的是犯罪组织或参与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基本固定。尤其是首要分子和主要成员基本固定。成员的固定是组织固定的首要条件，表现为在某一犯罪组织中其首要分子从该组织形成时起到被打掉为止，其主要成员都是固定不变的。沈阳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如此，浙江温岭以张军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如此，重庆破获以张君为首的犯罪组织也是如此。在犯罪的过程中，其主要成员被打掉或死亡之后还会有新的首要分子产生，而首要分子多从内部产生。
固定性最后是指为了在较长时间内完成多次或不定次数的犯罪的行为模式的固定化。任何一个犯罪集团都有其行为上的某种特征，而其实施犯罪活动时这种行为特征会被顽强地表现出来，形成该犯罪组织所特有的行为模式。如刑法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行为的界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无此模式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可见较为固定的行为模式甚至是认定犯罪组织性质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所有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有组织犯罪的行为特征
1.行为的有组织性
行为的有组织性是指犯罪行为经过领导者进行协调，从而实现最后的犯罪目的的特征。首先表现为领导行为的存在。领导行为是指有组织犯罪都是在首要分子的指挥、策划下实施的。我国《刑法》第97条明确规定：“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据此规定，首要分子所实施的行为都是明显具有组织行为特征的。所谓组织行为先指犯罪的倡议，亦称为犯罪的发起。领导者将自己已经固定的犯罪故意的内容，明示其他犯罪分子，在得到响应之后，作为所有犯罪分子主观上相同的犯罪故意，并支配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倡议实质上是犯罪观念的统一化过程，是一种观念上的组织。经过这种观念上的统一，犯罪行为才凝聚成一种合力。所谓组织行为还指犯罪的纠集。犯罪的纠集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主体层面，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将不具有横向联系的犯罪主体纠集在一起，使其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因而产生共同的犯罪行为，相互之间发生联系，并形成互助的和互动的关系。在犯罪集团中，则表现为将各个犯罪集团成员纠集在一起布置犯罪计划，使其围绕同一的犯罪目的实施犯罪行为。第二个是行为层面，指对犯罪行为的合成，将与同一的目的不相干的行为合并，使行为具有同一的指向，将各种分散的行为合拢，聚成一个总的行为。行为的合成是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一个共同特征，将犯罪主体的行为组成合力，经过分工使具有不同性质的行为之间具目的联系。如：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在同一目的下表现为一个合成行为的不同侧面。行为的合成减少了人力上的不必要浪费，提高了行为的效率，降低了犯罪成本。
其次指行为的有计划性，刑法将此描述为策划。策划本身就是组织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指为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制定犯罪计划、拟订犯罪方案、确定犯罪对象、选择犯罪方法等一系列活动。这些行为属于决策行为。也是组织者对行为的实行者进行具体领导的重要体现。有计划性先是合谋。即犯罪预谋。晋代法律注释家张斐说：“何谓谋：两人相议谓之谋。”张斐仅仅解释了谋的形式，没有揭示谋的内容。谋就是一种讨论、制订完善犯罪计划的活动。通过合谋，犯罪的共同故意形成；
通过合谋，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向，通过合谋，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得以确定。所以有组织犯罪的预谋内容广泛而丰富，而合谋的主体亦同样是多层面的，既可以表现为领导者之间的合议，也可以表现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合议，还可以表现为被领导者之间对犯罪行为的某一环节、过程的商榷。有计划性再表现为一种决策。这种决策性是对整个犯罪计划的决策和对犯罪计划实施的决策。通过合谋制定完善的犯罪计划被采纳，并决定付诸实施。深层的决策则是在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作出的，根据行为发展的不同阶段，行为发展所处的具体环境，犯罪目的的实施程度，决定整个行为的开始、发展、结果以及应变措施。有组织犯罪的计划性决定了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对象、时间、地点等要素都是即定的。
再次表现为行为的协调性。刑法将首要分子对犯罪行为的协调性描述为指挥。有组织犯罪都是在首要分子的指挥下进行活动。指挥行为是指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对犯罪者和犯罪行为进行具体的部署、调度和指点的行为。指挥行为直接作用于实行行为，向实行犯发出指令，使实行行为在首要分子的调度和支配下顺利实施，并形成对实行行为的直接制约。所以指挥有两个具体的内容：一是对实现的犯罪行为进行协调，对行为主体的人力投入，行为发展方向，行为扩展范围以及行为主体间实行行为与帮助行为的分工进行协调。但是要将首要分子的指挥行为和单纯的组织犯罪实施指挥行为加以区别。首要分子的指挥行为既包括对整个犯罪过程的指挥，也包括对具体的犯罪行为的现场指挥，因此这种指挥行为属于犯罪实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质上属于犯罪的实行行为。而组织犯罪的指挥行为仅仅表现为通过其协调使犯罪行为系统化、犯罪主体组织化，并不参与某种具体犯罪行为，因此在性质上不属于实行行为。二是对各行为主体主观故意的联络。共同犯罪故意不是单独犯罪故意的简单复合，而是二人以上的犯罪故意的有机统一，而这种统一的纽带就是主观联络，通过联络行为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所有有组织犯罪的故意都是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共同的犯罪故意需要各行为主体间的意思联络。这种联络可以是各行为主体自行进行的主观的意思沟通，也可以是通过首要分子有目的的协调行为，使各个行为主体的犯罪故意相互串联，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所以，指挥也包括促使共同的犯罪故意的形成。
2．行为的智能化趋向
1992年发生在河南开封的“9 · 18”文物盗窃案，1999年河南灵宝市公安局破获的以彭妙计等人为首实施的系列杀人抢劫案，2000年12月河南郑州市发生的张书海等人实施的系列抢劫银行案，四川警方侦破的张君为首的系列杀人抢劫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侦查策略越来越高，犯罪的计划越来越周密，智能化趋向越来越明显。警方显然是面对一群训练有素、掌握某些犯罪规律和犯罪技巧的智能化犯罪分子。厦门远华走私案中，从走私物品的境外组织货源、运输、到港、报关、接货、收钱、洗钱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分工，体现了高度的管理水平和组织程度，同时体现了高度的智能化水平。有组织犯罪的这种智力化趋向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组织犯罪有充沛的人力资源，具有较高智能的人在有组织的犯罪中均居于核心地位。“9·18”文物盗窃案中的刘农军是如此，远华走私案中赖昌星是如此，郑州12·8抢劫案中张书海亦是如此。有组织犯罪多是三人以上的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行为，在犯罪组织中聚集了不少具有丰富的犯罪经验的人，利用这些人有计划地实施犯罪无疑会使犯罪行为具有智力化的色彩。二是有组织犯罪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作为智力犯罪实施的组织保障。有组织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层次之间具有依属关系，这种依属关系对于贯彻核心层的犯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有组织犯罪的主观意志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层次形成的组织框架得到贯彻。厦门远华公司设有各种科室，严谨的经过周密计划的走私犯罪行为就是通过各种业务科室的职业性活动得以实现的。三是有组织犯罪具有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犯罪的实施。如果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的支持，犯罪的策划、犯罪的实施缺乏物资手段，犯罪的智力化水平就会显著降低。实际上，通过对有组织犯罪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种比例关系，有组织犯罪的物资基础越丰厚，物质手段越充足，其行为中蕴含的智力化程度就越高。
有组织犯罪的智能化趋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犯罪的计划日渐趋于周密完善。犯罪是有成本的，要降低成本，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是任何一个犯罪分子所追求的行为模式，而犯罪集团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去策划犯罪行为的。一般情况下，犯罪计划越周密越完善，其投人就会越小，而获得的收益就会越大。郑州张书海等人实施的抢劫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较长时间的采点、观察，掌握了犯罪对象的规律，制定了进人银行的路线、时间，使用炸药炸开防弹设施，取得巨额款项之后，按预定的路线悄然地安全离去，仅费几枚炸弹的成本取得了数百万元的巨大效益，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犯罪效益不能不说是智力犯罪的结果。
高科技犯罪手段日渐突出，运用先进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物质工具进行犯罪已渐成发展之势。以上所举的几个案例，无一不使用先进的通讯联络工具，犯罪指令传达的时间单位越来越小，使用先进的交通工具进入犯罪现场和退出犯罪现场的时间越来越短，犯罪时间的缩短为犯罪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利用有效信息进行指挥、决策犯罪，电脑已日渐进人犯罪之中，成为犯罪分子获取犯罪信息的重要载体。
犯罪分子的整体素质日渐提高，过去那种不学无术的低层的犯罪分子不能担当起大的犯罪任务，犯罪的目标定得越高，要求犯罪分子的素质越高，而且现在犯罪亦非昔日的简单的个体性犯罪所能比拟，有的犯罪则必须要犯罪分子的整体配合。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高素质的犯罪人将逐渐替代低素质的犯罪人。
反侦察能力越来越强，反侦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犯罪分子素质的提高，犯罪手段的日益高科技化，必将使犯罪分子具有更强的反侦察能力。
3．行为目的多样性
有组织犯罪行为的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其次是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但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黑社会犯罪则以经济目的为主要目的。行为的经济目的有几个层面的含义。其表层层面表现为有组织犯罪行为对经济利益的直接追求，犯罪行为是获取经济利益的主源手段，因果关系明显，可见度高。如盗窃、诈骗、抢劫，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者通过诈骗直接取得数额巨大的公私财物。1995年10月湖北省公安机关破获了一重大诈骗犯罪组织，该组织以注册成立的“合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掩护，以制造假文书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诈骗活动，骗取人民币一亿多元。2000年发生在成都、兰州的非法证券公司摸拟股市进行的诈骗活动金额亦在数千万元之上。远华犯罪集团的走私犯罪数额在500亿以上，偷逃关税达300亿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有组织犯罪行为的中心目的。
经济目的性的第二层面是：表象的可见度较高的犯罪方式，逐渐被秘密地潜藏于社会深层的，以合法身份和职业做掩护的形式所替代，犯罪组织将更多地以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身份出现，犯罪活动逐渐向合法经营领域渗透。如建筑行业、批发行业、股票市场和内外贸易行业、服务行业、运输行业等等。但是在渗透到某项合法行业之后，则以非法手段进行经营。如以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垄断，谋取暴利。江苏省常熟市1997年破获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长期垄断常熟至安徽阜阳一线货运业及阜阳市的托运市场。其垄断性的经营收人每年达100万元。为了恐吓报复竞争对手，该组织先后两次在两辆运输车上放置爆炸装置，导致其中一辆发生爆炸，造成重大社会危害。浙江温州市许海鸥犯罪组织自成立以来，在大肆实施各种犯罪的同时，先后成立了货物托运部、参茸滋补品商行、烟草公司、养鱼场、井港公司等企业，该组织首领许海鸥亲任董事长。他们利用非法手段经营上述企业，每月最多可获利数十万元。
经济目的性的最深层面的表现是犯罪资本的积累。通过犯罪手段获取的财物，不再用于挥霍，而是转化为谋取更大利益的资本投入经济运行之中，然后再从事更高利润的犯罪行业，以减轻犯罪的高可见度、高风险和暴力程度，增强生存能力，改善生存环境。一方面直接投资到合法经营的企业中，通过合法经营产生的利润，抵蚀资本的最初犯罪形态，以备发展和不时之需。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改善生存环境的投资。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犯罪所获经济利益大小直接影响了犯罪分子的生存状态。所获的经济利益越大，就愈能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去寻求保护。而且保护层面的档次越高，投入的资本也就越大，但其带来的保护力度也就越大。反之，如果所获的经济利益较小，没有更多的资本去进行这种保护性投资，其生存状况就相对恶劣。
4．犯罪行为的成功率较高
有组织犯罪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选择的往往是实施犯罪的最佳时间、最佳地点、最易成功的对象，最佳的行动方式还包括撤离现场的最佳路线、交通工具等。而且犯罪的实施、协调、指挥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有组织犯罪分子注重计划性的同时注重犯罪信息的收集、分析，而且所有的决策都是在对犯罪信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之后产生的。叶高峰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犯罪组织实际上是将单个人可以实施的犯罪通过集体决策，精密分工，技能互补，心理互动等环节进行分解，从而有多人共同实施同一种犯罪的犯罪模式。”
有组织犯罪有较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以汇集具有各种犯罪技术和经验的人才，从人力上为犯罪行为的完成提供了保障。有组织犯罪是必要共犯，均为三个以上的犯罪分子所为，因此其集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较多，犯罪力量较大。储槐植先生在《美国刑法》一书中写道“美国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企图在美国人民和他们之外从事活动的群体。这种群体联合了许许多多犯罪人，内部有严格纪律，拥有现代化犯罪手段，长时间地从事犯罪活动。”他注意到了有组织犯罪的充沛的人力资源，以及这种资源在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时表现出的较单个人犯罪远为强大的合力。犯罪组织是一个具有向心力的社会实体，可以吸引许多有犯罪特长的犯罪分子加入其中成为骨干，使犯罪行为的技术含量、经验程度迅速提高，从而使犯罪质量迅速提高，保证了犯罪行为的高成功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犯罪组织在生产罪行的同时，也生产了具有较高犯罪素质的犯罪者。在犯罪群体中可能出现精于策划富有组织能力的指挥者，文化程度很高精通高新技术的专门技能人物，守口如瓶、精打细算的财务管理者，凶狠毒辣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有组织犯罪具有相对坚实的经济基础，可以为实施犯罪行为提供现代化的手段、交通工具，增加犯罪行为的技术含量，有的犯罪组织将一些犯罪利润转化为犯罪资本，直接投资到犯罪之中，以积聚犯罪能量，提高自身保护能力，保证犯罪的高成功率。如海南“东方黑帮”刘进荣等人利用犯罪所得的几十万元资财，从中越边境购买军用手枪、微型冲锋枪、军用手雷及一大批交通、通讯设备，把犯罪组织武装成一流的地下武装，实施犯罪活动与警方抗衡。
（三）有组织犯罪的观念特征
1．价值取向的趋同性
趋同性起着一种心理联合的作用，形成犯罪组织内的主观上的聚合力。有下列几个层次：首先是价值取向的趋同。有组织犯罪是由行为主体在空间和时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构建起来的，犯罪组织内部的价值观念必然取得每一个主体的认可，所有在同一犯罪组织中的行为主体都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价值评价。对于自己行为的意义，对社会产生的作用以及社会对这种行为反映的认识基本一致。这使得每一个人实施犯罪时会得到同一犯罪组织或有组织犯罪的实施者的每个个体之间一致的认可。每个个体的犯罪行为都从组织内的其他个体那里得到主观上认同的评价，评价的总和形成组织内活动主体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整体价值趋向一致的情况下，与价值趋向相同的个体就自然依属于整体的活动，所以这种价值取向的趋同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吸引。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每一个行为主体都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关键是自我表现的行为标准是否合乎社会的要求。如果与社会道德和法律相悖，他就会寻求承认自己这种表现欲的空间和主体。一旦这种空间和主体作为现实的存在并对这种反社会性的自我表现欲给予肯定和认可，就形成心理上的共鸣。使之产生强烈的归属心理。因为只有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他的反社会性的自我表现才能得到承认，才能有评价的标准和等级。
其次是情绪上的趋同。它是指犯罪组织内部或有组织犯罪的每个成员其愤怒、畏惧、怨恨、热爱的具体指向相同或一致，情绪外化为行为的模式趋同或一致，这就是行为主体之间情绪上的共认现象，亦即构成各个行为主体情绪产生、变化、外化的内容与原因都保持在相同的层面上。引起一个活动主体情绪上变化的原因，同样可以引起其他主体情绪上的变化，该主体愤怒、怨恨、热爱的具体对象同样是其他主体体验愤怒和热爱情绪的对象。情绪转变为行为的积极反映外化为反社会性行为时，这种反映模式对于行为场的每一个活动主体都相同。
2．归属意识和安全感
归属意识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为了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值，同时为了取得最大的利益，必须依属一定的群体，借助群体的力量去达到目的，归属意识也是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安全感的需要而产生的。单个的行为主体的生存风险较之于一个群体就大得多，因此，在社会中人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属于一定的群体。而犯罪组织或有组织犯罪均是被社会抛弃或者有着共同兴趣而抱成一团寻求支持的人组成的，体现了人类群体性的本能特点，归属合群需求是犯罪组织成员的一种基本需求。犯罪群体为行为个体提供自尊的来源，一种一致的世界观的有效性，以及使反社会行为适当的合理化的心理认同和慰籍。犯罪成员之间对群体产生依附性的归属感，群体对他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极容易趋向于极端的团结，从而使犯罪群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行为中心。在这个中心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因为有了可以依托的群体力量产生一种歪曲的自豪感：以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而自豪，以这个群体拥有较强的反社会力量而自豪，甚至以这个群体实施的反社会行为的业绩而自豪。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找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地位，个人有限的能力也因为借助于群体的能力而成倍的扩展。归属意识可以说是任何犯罪组织或有组织犯罪行为者都具备的一种主观心态，是犯罪群体得以形成的凝聚剂，没有归属意识就没有犯罪群体，也就没有犯罪组织和有组织犯罪。安全感实际上是促使归属意识产生的一种内心动力和社会需要。就内心动力而言，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意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犯罪的心理结构作动态分析，认为犯罪心理主要有十种成分构成，被放在第一位的心理因素是犯罪人的需要，而在这种需要中安全需要是位列第二位的因素。安全感的产生来源于社会需要。安全感和社会的整个文明程度呈比例关系：社会文明越高（指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安全感越淡薄，反之亦然。安全感和行为人内心的反社会倾向亦成比例关系：行为人的反社会倾向越大，其安全意识就越重，越需要一种外在的保护力量。从此分析，任何犯罪行为的实施者，都具有异常强烈的安全意识，这实际上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必须具备的自我保护，逃避打击的生存意识。
安全感虽然是一种主观形态的意识，但实现安全感的手段则是一种客观化的行为过程。行为人通过归属某一个群体，借助这个群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化减风险，而能使其产生归属意识的群体则必须是能对其提供可靠保护的群体，任何犯罪组织都有双重功能：对外组织实施犯罪行为，对内则形成保护其成员的社会力量的凝聚体。所以不加人这个组织，就不可能得到这个群体力量的保护。归属意识就是在这种生存需要的情况下产生外化为具体的归属行为的，归属某一群体是满足安全感的社会需要。安全感和归属意识的因果关系也非常明显，安全感（安全需要）作为一种由社会需要产生的内心动力促使归属意识的产生，而归属意识则决定了个别的反社会倾向严重的人寻求一种社会群体来满足这种安全感。
3．群体性的反社会歪曲形态的形成
反社会性是推动个人进行危害社会行为的潜在心理倾向。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人只有产生并且在反社会性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具体的犯罪行为。有组织犯罪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反社会性的群体，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较强烈的反社会性，而且犯罪组织内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场所，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反社会性得到承认，反社会程度日渐提高，犯罪组织为培养其个体成员的反社会性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在有组织犯罪的成员中，由于他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需求、价值观、人生观，情绪认识和控制能力，形成相互间的心理共鸣，从而有意无意地感知相互间的团结，“亲群”等犯罪情况，达成一致的反社会性或群体人格。一旦个体的意向与社会需求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体会产生依赖群体的力量感，个体受到群体施加的种种影响，放弃个人在原先的社会化中已形成的一些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并在群体内部压力和社会外部压力下被诱导学习适应群体所需要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一切以群体利益为中心，自我中心性减弱，对群体的规范和意志表示屈从，群体意识融入个体自我意识之中，二者形成高度统一，产生群体情绪情感，总体上呈现一致的利益倾向，群体的反社会性形成。
反社会性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倾向，其一旦形成就会比较长时间存在于个人的心理之中，构成个人人格的一部分。反社会性的构成成份包括：不良和不现实需要，偏颇的价值观，消极的人生观，不恰当的认识倾向，自我控制能力缺定，自我评价失衡，情绪不稳定，自我中心性等。一般而言，反社会性形成的时间过程越长，就越牢固，越不容易改变。反社会性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虽然是心理因素对客观社会现象进行反映的结果，但是，心理对可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却具有主动性，而对同样的客观现实，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心理状态下，也会对同一事物或现象作出不同的反映。因此，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客观现实作用于个人，使个人形成一定的心理内容，个人也因生理素质等不同而对客观现实进行有选择的反映。所以，反社会性就是个人在自己已有的心理素质的基础上，对客观现实能动反映的结果。已经形成的反社会性，会进一步制约个人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赞同其反社会性相符合的客观现实，进入群体的反社会性之中。
【注释】
[1]叶高峰．集团犯罪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第三篇: 反有组织犯罪法体会
中国关于有组织国际犯罪的管辖与制裁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属性及特征
有组织犯罪是本世纪末叶国际社会经历的最严重的世界性问题之一。联合国防止犯罪与刑事审判委员会早在1992年度报告中就指出：“有组织犯罪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制度结构并使全国行政机构陷于瘫痪”。
在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的官方文件中，有组织犯罪就是黑社会组织犯罪——二者被当作同一概念使用。但是，在研讨其概念属性时，对有组织犯罪尚有必要从犯罪学和刑法两不同角度稍加区别分析：前者立足于有组织地实施特定犯罪的事实而不局促于法律有无此类明文规定，因而犯罪学意义的有组织犯罪在概念性质上属于广义的法学概念，且中外古今早已有之；
刑法意义的有组织犯罪，却有赖于刑事法律规范的正式设定，因而后者在性质上应属狭义的法律概念。本文所指有组织犯罪，在国内法上，主要是就后者即刑法意义而言；
就国际法角度看，主要是就广义即犯罪学意义看——因为在国际刑事法域，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大多没有明确规范，因而本文所谓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主要是从法学概念的角度界定分析。
1970年，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第一次从刑事法角度规范了有组织犯罪的构成及其惩治程序、方法等，刑事法意义的有组织犯罪即此产生。继后，英、德、日、香港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了自己的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范。例如墨西哥宪法第16条（1993年）、 香港的《有组织与严重犯罪条例》（1994年），等等。1997年3月14日，经中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347条，也就此类犯罪作了若干规定。
然而，尽管不少国家已就有组织犯罪作了刑事规定，其中一些国家还在法律条文中对什么是有组织犯罪作了明确的立法解释，如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等，但是，一因不少国家尚无此类立法或司法解释（例如中国）；
二因各国所定义的“有组织犯罪”的内涵差异较大，而况，就对立法解释本身，也还存在一个文理诠释问题。因而目前国内外刑事实务界、理论界对什么是有组织犯罪，仍无统一定义。尽管如此，对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各国刑法学者大致认可下述通说观点：
第一，犯罪组织内部有较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邦规门约；
第二，以暴力、诈欺手段追求非法物质经济利益；
第三，从事连续的犯罪活动；
或者系列从事刑法法定的特定犯罪（当某国刑法对其有组织犯罪有特定的罪种规定时）；
第四，以行贿手段腐蚀国家、社会管理人员以为其犯罪屏障；
甚或拖曳其成为该组织在政府、司法、执法或社会管理部门的代言人。
二、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定义及国际公约现状
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指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从事的严重危及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已为国际公约明文禁止并确认其应受刑事惩处的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
这当中，首先，由于本文界定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因而这里的“国际犯罪”仅要求国际公约确认其应予“禁止”和“惩处”即可，不要求“国际公约确定其为犯罪”；
更不要求公约规定其犯罪主体只能是诸如此类的“组织”。其次，所谓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同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内国实施的有组织犯罪一样——是指该组织所从事的系列犯罪而非某一桩罪，因而某种程度看，此类犯罪是类犯罪而非个罪。再次，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不包括所有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的全部跨国犯罪，例如恐怖组织，广义看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其出于政治目的所从事的跨国犯罪，就不宜定性为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因为各国公认的有组织犯罪，一般排除政治犯，因而上述概念中所谓“特定”的国际犯罪，就是“定”在排除政治犯的、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欺诈、贿赂手段综合实施达致的、危及国际社会安全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性犯罪。例如跨国贩毒、洗钱、走私、强制卖淫、海盗、劫机、废物处理、贩卖人口等犯罪，就往往是由黑社会组织或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出面实施的。
由于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比之个人犯罪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及经济秩序的破坏性更大，因而多年来，国际社会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了多项牵涉到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公约， 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和加入。例如——
联合国《公海公约》、《海洋法公约》、《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伪造货币的国际公约》、《禁止传播和贩运淫秽出版物公约》、《关于非法转移艺术财宝公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等等。
三、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含有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现状
为了有效地惩治和防止国际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中国先后缔结和参加了一系列的、含有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国际刑法公约：
（1） 1978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除声明对该公约第24条第一款保留外，该公约从1979年2月12日起对中国生效；
1980年9月10日，中国加入了《关于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及《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除声明保留第12条第一款、第14条第1款外，该两公约从1980年10月10日起对中国生效；
1988年2月24日，中国签署了补充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88年8月6日对中国生效。根据上述三项“反劫机公约”和议定书，中国分别承担了制裁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妨害国际航空罪的国际义务。
（2） 1980年 11月4日，中国交存了批准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批准书。批准书除声明不接受该公约第29条第一款的约束外，公约其他部分于1981年9月30日起对中国生效。从而，中国承担了对贩卖国际人口罪的刑事管辖的义务。
（3） 1982年12月25日，中国批准参加了《万国邮政公约》，同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根据该公约，中国承担了制裁非法使用国际邮件罪的义务。
（4） 198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6月7日中国交存了对该公约的批准书。1996年7月7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从而，中国承担了制裁海盗罪、贩运奴隶罪的国际义务。
（5） 1985年6月18日，中国批准参加了《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除声明保留第48条第二款外，该公约从1985年7月18日起对中国生效；
1985年6月18日，中国批准参加了《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除声明保留第31条第二款外，该公约从1985年9月16日起对中国生效；
1989年10月25日，中国批准参加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同时声明不接收该公约第32条第二、三款的约束。根据上述公约，中国承担了制裁国际间的毒品犯罪、洗钱犯罪的国际义务。
（6） 1989年9月25日中国政府批准接收了《关于非法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89年10月25日中国交存了接收书，1990年1月25日公约对中国生效。从而，中国承担了制裁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罪的国际义务。
（7） 1988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1991年6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政府代表签署的上述两公约，同时声明不受《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第16条第一款的约束。根据上述两公约，中国承担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和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的义务。
四、中国关于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与制裁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基于此，对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犯罪，不论其罪犯是否本国人、行为发生地或犯罪结果是否在中国境内，中国均享有普遍刑事管辖权（除非其与中国声明保留或不受约束的条款相冲突），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境外实施了触犯公约规定的罪行之后、又潜入中国境内的外国犯罪组织或个人（包括无国籍人），根据上述一些国际条约确认的或起诉或引渡原则，中国更是有义务行使刑事管辖权。
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方便司法机关对上述国际犯罪的追诉，中国对本国缔约承认的国际犯罪，大多在内国刑法上有所照应性立法， 亦即上述（含有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实体规范，在中国刑法中多已得到对接性规定。例如——
中国现行刑法第121条所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即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的国际刑事实体规范；
第122条所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
第123条所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妨害国际航空罪；
第240条所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特别是其中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以及该款第（八）项所规定的“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规定，照应了中国承认的贩卖国际人口罪。中国现行刑法第125条所规定的非法邮寄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一定程度上照应了中国确认的非法使用国际邮件罪。现行刑法第347～357条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特别是其中第347条第二款第（五）项所规定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规定，照应了中国承认的惩治国际间的毒品犯罪。 为了承应《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对缔约国的约定，中国通过现行刑法第191条确认了洗钱犯罪——特别是该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条款，更是对国际间的洗钱犯罪的内国照应立法。中国现行刑法第2条所规定的绑架罪——特别是该条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犯罪规定，照应了中国承认的劫持人质的国际犯罪。中国现行刑法第151条所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罪，照应了中国承认的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国际犯罪，等等。
——上述中国现行刑法上的包含国际刑事实体规范的分则条款，均有明确的罪状和法定刑规定，从而，实施上述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罪犯，都能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受到应有的惩治。
然而，对照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现状看，中国现行刑法虽对本国承认的绝大多数国际犯罪、特别是其中的多由黑社会或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出面实施的国际犯罪，有所对接规定，但仍有尚待完善、改进之处。主要表现在对个别犯罪尚无较为适宜的对接条款，例如海盗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往往系由黑社会或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出面实施，缔约国对此本当更加重视、宜专设法条规定此罪，以最大限度地遏制此类破坏性极大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然而中国现行刑法上未对此两罪设立对应条款，目前如遇此类犯罪，只能通过国内刑法上的一些外延相当宽泛的包容性条款来惩治。例如以内国刑法上的抢劫罪来惩治国际刑法上的海盗罪；
以内国刑法上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惩治国际刑法上的“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等等。但实际上，中国刑法上的抢劫罪与国际刑法上的海盗罪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不法要素等诸方面均有较大差别；
同理，中国刑法上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与国际刑法上的“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有较大出入，因而，我们希望并相信中国刑法在尔后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能逐渐规制出对应上述国际犯罪构成的分则规范来。
在处理上述国际犯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在对此类国际犯罪分子的引渡、起诉问题上，中国有关办理引渡案件的法规规定，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就特定犯罪特别规定缔约国有“或者引渡，或者起诉”义务的，该犯罪被视作符合引渡条件，但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对于被指控或者被判定有上述国际犯罪的人决定不予引渡，中国方面将依照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将该人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墨）曼努加尔。：《墨西哥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改革方案》，参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组委会秘书处学术部编：《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现行刑法第294条第一、二、三款分别规定了三种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新罪名，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现行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五项则对“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作了明文规定。
贿赂手段作为有组织犯罪的要素，为多数学者所同意，但仍有争议。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贪污贿赂厅编译：《世界各国反贪污贿赂的理论与实践》第367页。
参见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7页。
严格意义看，恐怖活动组织不是黑社会组织，根据《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恐怖活动组织往往带有一定政治目的，其对象既可以是特定国家也可以是特定政党组织或不特定的公众，并以此恐怖活动要挟有关当局，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但广义看，恐怖活动组织当然是Under-World Society，即黑社会组织的一种。本文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即就广义而言，因而有组织的实施非政治目的的劫持飞机、船舶或人质等恐怖活动者，仍可视作本文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
所谓“牵涉到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在此特指此类犯罪既可以由个人完成，也可以由特定的“组织”——例如黑社会或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完成。
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照应立法”，并不等于此类照应了国际刑法的刑事规范、仅适用于我国承认的国际犯罪而不适用于内国犯罪。就是说，此类规范实际既包容了内国犯罪也包括了同类性质的国际犯罪。因而其同时适用于同类性质的国内、国际犯罪。例如劫持航空器罪、禁毒罪等均是。
严格意义看，即从法律概念角度看，中国刑法明文承认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仅此一款一罪——即本条本款确认的有组织的国际贩毒罪。
第四篇: 反有组织犯罪法体会
有组织就有归属感２００８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暨第八届中国药师 周已经于１（１月中旬在石家庄顺利闭幕了。 此次大会期间，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在内的全国１５００多名医药及相关学科
科技工作者，也包括广东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和信息网的主任、药师们，会聚一堂，就新
医改、药物经济学、医院药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的焦 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学术气氛
浓厚，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欢迎与认可，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此次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桑国卫院士向大会作了题 为《我国医药重大创新的设想与实施》的报告，从 战略的高度、全局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当前构建创
新型国家对药学事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为全国 药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李 大魁作了题为《临床用药风险管理探讨》的报告，
紧密结合国内外医院药学工作实际情况，就临床 用药最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深入讲解，并提出了
诸多先进的管理理念。
大会期间，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 会的成立是中国药学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作为中国药学会第１６个分支机构，药物经济学专 业委员会是中国药学会百年华诞以后成立的第一
个专业委员会，它的成立体现了药物经济学学科 发展已经成熟起来，将引领中国药物经济学的健
康发展，通过学科发展、科学研究以及政策咨询，
促进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医药卫生资源的
有效配置和使用，对中国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将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此次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药师周 与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两会合一，也取得了重要 成果 中国药师周自１９９８年创办以来，一直伴随
着社会与时代的进步，本着“团结、进取、求实、发
展”的精神，紧密结合医药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以 及广大药师们的需求，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本次
药师周的全民健康科技行动的主题是“合理用药、
关注健康”。药师周活动已在社会与医药界产生了
积极重要的影响，在全国药师们的心目中已经成 为重大的节日与盛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药学工作者，都感到有一种强 烈的归属感。
大家都是药学会的会员，因归属于同一个学术
团体而分享基本的信念、训练及伦理标准，这种团
体归属感是专业认同的基础。药学专业人员在很
大程度上通过与同行保持联系促进专业认同。这 种团体归属感就是能够发挥药学会学术团体的重
要作用，这不仅是药师们自身成长的重要内容，而 且应该引起学术团体和行政组织机构的关注。
作为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此次 来自全国各地的药师形成了普遍共识：必须进一
步强化自身素质，以适应新医改的需要，从而在为 人们提供安全有效合理用药的建议和指导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和谐社会、安居乐业，离不开人民健康这个前
提，离不开药师的积极参与。“药师以人为本．全力 维护人民健康”是药师的宗旨，“关爱人民健康。药
师在您身边”是药师的承诺。通过中国药师周，增
强我国药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社会与 公众对药师的了解与支持，为营造健康和谐的社
会共同努力！
药师们，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奋发进取，
励精图治。为全社会人民的健康，为药学事业的更
加辉煌，贡献我们的力量！
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