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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15分钟”微党课：四渡赤水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重要要求。四渡赤水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彻底摆脱被动的一次经典战役，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卓越军事思想和高超指挥艺术，被毛泽东誉为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今天重温当年金戈铁马运筹帷幄的壮阔场景，以大历史观审视之，我们能够从中汲取深邃的思想力量，凝练丰富的领导智慧，吸纳深厚的群众观点，领悟卓越的斗争艺术，为新形势下更好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增添历史底蕴。
一、从四渡赤水中汲取思想力量，更好领会和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思想的力量是伟大的。四渡赤水蕴含的思想力量来自于共产党人对真理和科学的矢志不渝，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从中凝结而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我们党指导实践创新的思想法宝。
一观四渡赤水前。中央政治局根据刘伯承、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蒋介石迅即调整部署调集重兵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果断提出“放弃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主张，由此开启以思想之光点亮军事奇迹之火。
二观四渡赤水中。面对既不能与敌人硬拼人马、又不能硬拼武器装备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采用“上兵伐谋”的非凡胆略和高超艺术，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而贯穿其中的行动逻辑是：避实击虚、调虎离山、声东击西、金蝉脱壳，正如白沙会议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所作的战略描述，“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这“六个有时”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观四渡赤水后。从1月29日毛泽东双脚踏上四川大地到彻底改变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又经历了兵临贵阳、奔袭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等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军事行动，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的狂妄计划，为长征和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其中，“打是手段，走是目的”是贯穿始终的运动思维和目标导向。在本质意义上看，四渡赤水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用思想伟力撬开正确革命道路的必然体现，是思想之旗引领前进方向的必然结果。正如刘伯承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这种新的生命的内核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座耀眼丰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并运用好这一思想之旗和精神之魂，用以指引党和人民事业接续传承、永续发展。
二、从四渡赤水中凝练领导智慧，更好维护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结论，其在四渡赤水前后得到有力诠释和充分说明。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创造奇迹，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是遵义会议的召开，而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战略转折意义的重要战役。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写道：“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这里的“循原路反攻遵义”指的就是二渡赤水，这是在当时取消“三人团”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随后由中革军委于2月15日发出《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明确“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同时电文第（四）项指出“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最后要求“以后并由军委逐日命令指导上述计划的实施”。不难看出，这些重大军事决策都是以中央政治局口吻作出的，以明确党对军队的领导。
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决议就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及此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包括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都是维护和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延续和重要保证，张闻天、陈云等在这个过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曾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先行一步，同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组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此行没有达到目的。飞夺泸定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工作。陈云在席懋昭、章秋阳、潘渭年等人帮助下，历经艰难、辗转曲折，后按莫斯科电示要求同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尽管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但陈云的到来还是引发了各国极大关注和欣慰。10月22日他以“史平”为名作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22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实事求是而又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该报告后经整理编辑成《英勇的西征》一文，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同时陈云以“廉臣”为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1936年3月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6年之后的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由此可见，陈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家，对于维护和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话时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陈云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和表率，今天这些红色经典必将鼓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
三、从四渡赤水中吸纳群众观点，更好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群众路线成为四渡赤水最艰难时刻检验党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最好标尺。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正式亮相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展陈了一份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第十期第二版刊载的两篇报道：一篇是《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另一篇是《广大群众是我们的》。其中《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这样记载：“找禾草和火把时，每个单位必须至少派出两人，其中一人是政治战士，这样，可以保证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工作，并且可以免掉因找火把而掉队的现象。对群众必须好好的解释，解释时要和气，要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拿。找火把时，不可以拆掉群众的竹篱墙壁等等，以致伤害群众利益，必要的时候可以出钱购买”。据考证，当时《红星》报发行时，毛泽东正在太平渡荣盛通盐号与红一军团首长研究“二渡赤水”，直到当天下午5时左右，才与一军团首长一起从太平渡渡过赤水河。那么，为什么红军在如此紧张艰苦时刻依然挂念群众呢？事实上，早在1929年4月毛泽东初创根据地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念叨“争取群众”。他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正因为红军在苏区就形成了“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好作风、好模范，无论走到哪里都与群众鱼水相依，才有了四渡赤水期间营盘山上橘子红的动人故事，有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一个个经典传诵。四渡赤水期间，泸州当地百姓腾出自家房屋、宅院、商铺给红军住宿；
贡献自家船只、门板、楼梯，为红军搭建浮桥；
收留、掩护和医治伤病红军；
为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抬担架。据记载，在古蔺皇华铁厂村，36名红军伤员得到了当地医生李培生的医治；
古蔺县800多男儿报名参加红军，叙永县5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这些穿越峥嵘岁月依然闪光的经典故事告诉我们，红军是党领导的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联系到今天的长期执政条件和现代化建设艰巨任务，我们要更加鲜明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永远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人民群众日臻提高的获得感幸福感诠释共产党人初心使命。
四、从四渡赤水中领悟斗争艺术，更好塑造斗争意志和斗争本领。
综观四渡赤水全过程，无论是同国民党十倍于我党的强敌作斗争、同穿越黄荆老林这样的恶劣自然环境作斗争，还是敢于同错误政治路线斗争、同党内不正确思想认识和行为作斗争，都充分说明四渡赤水堪称我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红色经典，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风骨和政治特质。特别是从当时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指挥角度看，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是我们党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和敢于斗争精神的重要成果。随后在叙永召开的石厢子会议实现了最高领导权的“博洛交接”。3月4日经张闻天提议，中革军委成立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紧接着，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薛岳部固守的打鼓新场建议。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镇的狗坝(今苟坝)村召开有20多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大多数人赞成攻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坚持主张不打。夜半毛泽东提起马灯到周恩来住处，建议缓发作战命令，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历史证明，毛泽东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前提下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对于确保在当时军情紧急情况下作出关键性正确决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有效保证了四渡赤水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从而豪迈书写了长征史诗中的光辉篇章。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斗争赢得未来。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英勇奋斗中锤炼了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广大党员干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今天我们要大力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D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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