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渔民扶贫工作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
渔民扶贫工作调研报告
台州是全国主要渔区、浙江渔业大市。全市有25个海洋渔业乡镇、157个海洋渔业村，拥有海洋渔业户口73578户，海洋渔业人口227414人，其中传统渔民32032人。据2018年度台州渔民收入与支出情况调查，调查样本户数100户，其中海洋捕捞60户、养殖40户，家庭总收入2556.53万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006.3万元、工资性收入438.51万元、财产净收入0.32万元、转移性收入30.62万元；渔民人均收入26500元，同比增长8.26％。
一、台州市渔业系统扶贫政策
（一）关于渔民转产转业。2014年在全省“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启动后，我局在台州市海洋与渔业综合管理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每年专门安排100万元用于大陈生计渔民的转产转业，着力增强生计渔民的自我造血能力。
（二）关于渔民养老保障。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3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浙人社发〔2016〕65号）的文件精神，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3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台人社发〔2016〕140号），并在台政办函〔2018〕74号文件、台政办函〔2017〕69号文件、台政办函〔2017〕92号中对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障工作进行强调，全力督促推进渔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温岭、临海、三门、玉环等地均出台相关政策。全市参保渔民总数约3.6万人，同比增长10％，参保人数、险种、保障水平均走在全省前列。
二、台州渔民收入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渔民收入不断增长。渔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41.7元增加到2013年16850元，增幅为403.08倍，平均年增长18.71％。分析35年来的渔民收入变化，大体可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1983年，全市渔民人均收入从41.7元增加到189元，平均每年增长35.27％，是我市渔民收入增长的启动阶段。第二阶段为1984年—1992年，全市渔民人均收入从356元增加到2217元，平均每年增长25.69％，是我市渔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第三阶段为1993年—1995年，全市渔民人均收入从2934元增加到6547元，平均每年增长49.33％，是我市渔民收入高速增长阶段。第四阶段为1996年—1999年，全市渔民人均收入从6456元增加到7675元，每年仅增长4.05％，是我市渔民人均收入增长趋缓阶段。第五阶段为1999年到2003年，全市渔民人均收入从最高的7675元连续下降到6976元，每年减少2.36％，是我市渔民人均收入滑坡阶段。第六阶段为2003年至2018年，全市渔民人均收入从6976元增加到26500元，平均每年增长9.36％，是我市渔民收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三、渔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
渔业是弱质产业、渔民是弱势群体，与城镇居民和农民横向相比，渔民收入增长趋缓。从表面看，造成渔民收入增长趋缓是渔业内部多年矛盾的积累形成。
（一）海洋捕捞产能严重过剩。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渔民转产转业步履艰难，我市海洋捕捞产能严重过剩。据年报统计，2018年，全市海洋捕捞生产渔船4895艘、67.16万吨、99.73万千瓦，平均吨位137吨／艘，平均功率204千瓦／艘。与此同时，国家虽然实施了捕捞渔船控制制度，但违反国家“双控”政策，违规建造海洋捕捞渔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导致涉渔“三无”、“三证不齐”渔船不断产生。加上“大机小标”、船证不符现象较为普遍，不仅使海洋捕捞渔船控制效果大打折扣，也进一步加大了海洋捕捞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近几年来，渔获物运销船和水产冷藏船快速发展，从延长海洋捕捞渔船生产时间和提高捕捞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水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以及捕捞社会分工的角度看，有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但也进一步放大了海洋捕捞强度，强大的捕捞能力与有限的渔业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二）“东海无鱼”几成事实。渔业资源是公有资源，渔民往往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出发，安排自己的作业结构和作业方式，导致选择性差、对资源破坏较大的拖网、张网作业比例过高，而围网和钓业等选择性作业的比例过低，作业结构极不合理，“公地悲剧”发生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业时间减少，因资源衰退，2018年起我国各海域全面进入史上最严的伏季休渔期，伏季休渔期比往年延长1个月，单位时间、单位功渔获物量呈现递减态势，如单位能耗渔获量（每kw功率年捕捞量）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1.3t／kw，下降到目前的0.7t／kw，下降幅度高达46.15％。二是部分经济鱼类消失或渔获量减少。由于敲罟作业的影响，大黄鱼资源早已枯竭已成为不诤事实。近年来大规模发展大型灯光围网作业，继大小黄鱼、墨鱼资源枯竭后，带鱼资源也开始衰退。三是渔获物营养级逐渐走低。捕捞渔获物营养级已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3.5下降到1990年的2.8，1991年后有所上升，但基本维持在3.0水平。四是渔获物日趋低龄化、小型化。渔获物组成由以原剩余群体为主，转变至以幼鱼和低龄鱼为主。
（三）渔业发展空间不断缩小。新一轮沿海开发的浪潮，许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养殖滩涂被围垦或其他海洋开发项目占用，海湾面积不断变小。城市化、工业化迅猛推进，一些企业将海洋或内陆水域作为天然的排污场所，使得渔业水域不断恶化，隐性减少水产养殖面积；一些大中型水库成为城市的饮用水源保护区，丧失了水产养殖功能。受航运业快速发展和、海底管线的大量铺设以及中日、中韩协定水域的渔船逐步退出，海洋捕捞的作业渔场也在缩小。受海洋督查、环保督查整改要求的影响，我市的养殖空间特别是海水养殖空间大幅压缩，一些规划外的滩涂、围塘养殖都将在近期内逐步清理，如至2018年三季度，温岭海水养殖面积减少1.5万亩，同比下降17.5％。随着***环保督察回头看和国家海洋督察整改全面铺开，海上的紫菜养殖、滩涂养殖和围塘养殖缩减显著，养殖业将面临着养殖空间大为缩减的困境逐渐显现。
（四）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不乐观。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高风险产业在重要海洋生态区域布局，产业布局与环境承载力不相协调的矛盾较为突出，局部海域生态功能退化，季节性海水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赤潮灾害时有发生，海水环境质量形势依然严峻。受围涂造地、港口建设、倾废排污等的影响，港湾淤积、海岸侵蚀现象频现，自然岸线保有率接近极限，鱼、虾、蟹和贝藻类产卵场、育肥场及越冬场逐渐减少，海域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2017年台州市海洋环境公报》显示，全市近岸符合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比在11－29％之间，海水中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如椒江口滩涂养殖区及邻近海域底栖生物的数量和密度与1998年相比分别下降了29.7％和69.8％。
（五）渔业生产成本直线上升。渔业生产成本直线上升。燃油成本快速增长，生产物资也普遍上涨。劳动力成本保持高位运行，普通船员工资伏休后上升到1.2－1.3万元／月，对渔民的增收产生一定的困难。水产养殖成本方面，除饲料、人工成本上升外，养殖塘租金不断刷新，这也提高了养殖成本和风险。
但从深层次分析，制约我市渔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为：
（一）渔业经营体制机制不完善。一是渔区改制已久，渔船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化工作不进反退，影响正常的渔业生产。二是渔船股份合作制承担无限责任，老大权力过大，又没有任何法律加以约束，经营单位小散弱，组织结构松散，渔船股份合作制制度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三是渔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还较低。渔业龙头企业不强，渔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些发展规模偏小，自我发展能力较差，没有真正结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二）渔业现有扶持政策不协调。渔业柴油补贴政策和转产转业政策作为近年来***出台的两项重要的支渔惠渔政策，其设立的目的、政策定位、受益范围各不相同，政策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实践中由于渔业柴油补贴政策的实施，使每艘机动渔船每年可拿到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补贴资金，造成减船转产“不划算”，渔民和企业想方设法保留渔船以获取高额补贴。
（三）渔民转产转业举步维艰。由于渔民文化素质和渔区的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过多的渔业劳力只能长期滞留在海洋捕捞业上，争夺有限的海洋渔业资源。同时，单一的渔民弃船转产转业收效不太明显，特别是部分年老和文化素质较低的转业渔民由于没有一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技之长，很难找到新的就业岗位，往往又重操旧业。
（四）渔区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台州渔区大多数处在偏僻的海岛和边远，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祖祖辈辈渔民以海为生，以捕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渔区还远未完成工业化、城镇化。
四、促进渔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促进渔民增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着眼于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又要促进产业发展和资源养护；既要眼睛向内要潜力，又要跳出渔业求发展。为此，我们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促进渔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渔民增收的体制机制。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决定》，全面深化渔业领域改革，建立渔民增收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渔业生产力。要积极推进养殖权、捕捞权制度的落实，保障渔业生产者依法享有长期而稳定的水域、滩涂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维护渔民的合法权利。要加快新型渔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一步扶持壮大渔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渔业龙头企业，积极推进农民专业、供销、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鼓励渔民、渔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加工流通企业等开展合作，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有效的对接。要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饲料、种苗产业、病害防治技术的解决，推动近海渔业资源基础调查和评估研究工作的深入，为海洋渔业科学发展和渔民增收提供支撑。
（二）完善渔业产业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完善和落实支渔惠渔富渔强渔政策，促进渔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保护传统生计渔业的基础上，引导工商资本加快进入水产养殖业和远洋渔业，提高产业开发能力和素质，促进渔民在发展和壮大产业中增收。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调整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标准，重点提高拖网、帆张网等收费标准，减免钓具等作业类型的资源费。通过实施政策“组合拳”、多管齐下，为渔民增收提供“正能量”，同时通过补贴的治标，为促进渔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治本赢得时间和奠定基础。
（三）推动渔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要运用政策推动和依靠科技创新，坚持内涵挖潜和质的提高基础上推动外延拓展和量的增长，积极拓宽渔业发展空间，提高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发展渔业产业中促进渔民增收。一要加快推进现代渔业园区建设。按照产业做精、层次做高、规模做大、实力做强的要求，加快发展高标准生态型围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培育创新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大力推广循环水养殖、水质调控技术、环保装备的应用，加快推进原有设施养殖的生态化改造。二要积极拓展水产养殖发展空间。在加快沿海围垦区的高效设施养殖开发的同时，要重点放在发展浅海贝藻类和大型深水网箱、围网养殖，积极推广农渔结合、生态循环的农作制度模式和浅海立体养殖的碳汇渔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展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空间，助推“五水共治”。三要积极稳妥发展远洋渔业。抓住国家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支持力度的政策机遇，加快远洋渔船的建造，尽快实施远洋渔业项目，推动我市过洋性和大洋性渔业发展，实现远洋渔业新的突破。
（四）推进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渔民增收深层次的矛盾是人均占有资源量偏少，增收的焦点是在传统的捕捞渔民。为此，要突破资源瓶颈制约，采取多渠道转移捕捞劳动力。一是继续推进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要在尊重群众意愿和市场规律的基础，继续发挥政策的导向和项目的示范作用，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并逐步建立起渔民退出捕捞业的长效机制，以减少渔民的数量来增加渔民收入。二是全面实施渔民素质培训工程。适应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就业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把提高渔民就业技能作为促进渔民增收的重大举措来抓。重点做好转产渔民的就业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谋生本领，切实把渔民从捕捞行业中转移出来。三是发挥小城镇在渔民增收中的作用。渔区小城镇建设，可带动渔村二三产业发展。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渔区延伸，积极推进渔区新型城镇化，为渔民发展非渔产业增加收入拓展空间。四是加快建设现代渔港经济区。在建设标准渔港的基础上，全面实施水面、岸线和陆地联合开发，加快实施椒江前所、路桥金清、临海红脚岩、玉环坎门、温岭石塘、三门健跳等六大渔港经济区建设，通过发展渔港产业，拓宽渔民增收渠道。
（五）积极修复振兴“东海鱼仓”。东海渔场是个天然的养殖场，是渔民持续增收的物质基础。尽管东海渔场资源状况已跌破“资源红线”，但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带鱼、小黄鱼等尚具自我恢复能力的种群资源将迅速增加，一些濒临灭绝的种质资源也有望逐步恢复。要围绕浙江渔场修复振兴目标，全面贯彻落实全省“一打三整治”行动部署，堵疏结合，着力整顿海上渔船生产秩序，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利用。一要压缩海洋捕捞强度。继续坚持并完善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加大压减海洋捕捞渔船和主机功率，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和取缔涉渔“三无”船舶，清理“船证不符”渔船和禁用渔具，逐步使海洋捕捞强度与渔业资源的可再生能力相适应。二要优化捕捞作业结构。按照生态捕捞的要求，重点压减对资源杀伤力强的张网、拖网类作业渔船，积极转向钓业、围网等选择性好的作业方式，优化捕捞作业结构，促进海洋捕捞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三要强化伏季休渔管理。认真总结伏休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建立完善举报奖励、专群结合、外地渔船定点休渔等制度，对应休渔运船全面实施船位抽查，建议开展凭证加油及伏休期间渔获物凭证销售试点，努力切断非法捕捞的补给和销售渠道。四要加大海洋资源生态修复。要通过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加快建成一批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种质资源保护区，修复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突破资源“魔咒”，有效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振兴“东海鱼仓”。
